即日起，四川开展盗采矿产资源专项整治

它可以减轻当事人的人情负担，因其通常发生在熟人之间，一方当面可能不好拒绝，要物合同则为当事人提供了一个情感缓冲期。

一般适用的法律规范可能造成个案不公正的结果，一些法律规范并不总能得到彻底执行。[33]这种推论所指示的前景如此暗淡，正如评论者所总结的，《生态沟通》告诉我们似乎是：有关生态风险，系统能做的极少，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34]。

因此，我们看到，卢曼拒绝了适应和输入-输出这些表达，转而从物理学中借用了共振（Resonance）这一术语，[24]宣称分化了的诸社会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只有基于它自己特有的频率才能产生共振，而社会系统（包括法律等子系统）居然会对生态风险产生共振，是一件概率极低的事（P16）。条件程式的典型适用是司法裁判，评价裁判正确性的标准是裁决时有效的法律规范，而不是该判决在后来是否得到了实际执行。无宁只是，如卢曼所言，法律系统在本系统内更多考虑到了环境而已。每一子系统与自己环境的选择性共振，都可能被其他子系统当作自己环境中无意义噪音或有意义信息。自从这个世界有了人类，自然环境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

（三）法律自主性问题及其卢曼式解决：条件程式问题在于，从只有法律规范才是合法/不合法判断的标准这一角度理解法律系统的自主性，是一种局限于法律系统内部的观察，无法解释法律系统与其外部环境的关系。这意味着，某些一般人认为极其重要的生态风险，对法律系统而言，很可能是不可见的。（三）在巡逻、盘查可疑人员未遇暴力抗拒和暴力袭击时。

参见陈永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严惩严重毒品犯罪》，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6月26日第3版。一般说来，除非嫌疑犯进行武装抗拒或威胁到他人生命，而其他较不激烈措施无法加以制止或逮捕时，不得使用武器，等等。（十二）劫夺在押人犯、罪犯的。（五）破坏军事、通讯、交通、能源、防险等重要设施，足以对公共安全造成严重、紧迫危险的。

（六）与他人发生个人纠纷时。③ 只有毒品犯罪除外，最高法院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召开座谈会等方式，逐步统一了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标准，明确了5种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具体情形：具有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武装掩护毒品犯罪、暴力抗拒检查、拘留或者逮捕、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等严重情节的。

[3] 生命权既属至高无上，其他权利或利益之地位即不应超过生命权，易言之，人命价值应置于其他价值，例如，荣誉、财产、法律执行力或国家安全之上，因此，依法得剥夺他人生命之执行，应在防卫被害人（包括国家）现时立即之伤害或存亡之威胁之急迫情况下，方有其合法性。2004年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首次将人权正式写入宪法，其中的人权自然包括生命权这一最为基本的人权。④ 《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9条规定：人民警察判明有下列暴力犯罪行为的紧急情形之一，经警告无效的，可以使用武器：（一）放火、决水、爆炸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十一）在押人犯、罪犯聚众骚乱、暴乱、行凶或者脱逃的。

当然，这不是说明我国没有一点有关生命权限制标准的规定，应该说目前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中还是有一些关于生命权限制标准的内容规定，只是没有使用相关概念，尽管这些规定不够具体、明确。显然，明确生命权的限制标准，特别是明确死刑的适用标准，有利于维护死刑适用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及公正性。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并具有其他从重处罚情节的。[7] 1984年5月25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4/50号决议通过、后被联合国大会认可的《关于保护面临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第1条也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只有最严重的罪行可判处死刑，且最严重犯罪应理解为只限于蓄意的而结果为害命或其他极端严重后果的罪行。

（2）除了在发生外敌入侵时消灭敌方士兵，执行法院判决，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之外，每个人的生命权都是不可侵犯的。例如，1960年塞浦路斯宪法第7条规定：1、每个人都享有生命和人身安全的权利。

② 而且，刑法分则在众多罪名中规定处死刑或可以判处死刑时，也规定得不够具体明确，弹性较大。无疑，明确生命权的限制标准，特别是明确死刑的适用标准，可以有效地规范死刑的适用，防止死刑的滥用，有效地限制和减少死刑，保障罪犯的生命权。

换个角度讲，也就是死刑的适用标准与武器的使用标准问题。人民警察依照前款规定使用武器，来不及警告或者警告后可能导致更为严重危害后果的，可以直接使用武器。宪法上的规定是立法机关的立法依据，是违宪审查机关对法律是否违宪进行审查的依据和标准，同时也是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时理解和解释法律的依据和标准。第2条规定：缔约国可以在其国内法中为战时或紧急的战争威胁时期犯下的行为规定死刑。又如，1979年津巴布韦宪法第12条（生命权的保护）规定：第一款 除了执行法院对业已证明的犯罪行为所作的判决之外，任何人不得被有意剥夺生命。此种刑罚应仅适用于法律规定的情形，并与该法的规定相符合。

关键词: 基本权利 生命权 限制标准 死刑适用 武器使用世界上没有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利，由此权利的保障程度主要不在于该权利是否受到限制，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权利的限制是否适当、规范，是否有基本的限制标准。最严重的罪行仅局限于故意杀人以及故意施加严重的身体伤害。

[8] 对于那些闲置不用的非暴力犯罪死刑罪名，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修改刑法予以废除，同时对那些保留下来的死刑罪名的适用标准作出较详细的规定，至少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规定。明确生命权的限制标准在当今中国具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利于保障公民的生命权和维护法制的统一。

非洲的肯尼亚、博茨瓦纳、毛里求斯、津巴布韦、赞比亚、塞拉利昂、加纳、莱索托、塞舌尔、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尼日利亚、斯威士兰。他们只能在其他手段起不到作用或没有希望达到预期的结果时方可使用武力和火器（第4条）、在不可避免合法使用武力和火器时，执法人员应：（a）对武力和火器的使用有所克制并视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和所要达到的合法目的而行事。

二、目前我国生命权限制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生命权，法律法规也很少使用生命权概念，由此在法律上我国没有明文规定生命权的限制标准，更没有限制标准之类的概念，这就不奇怪了。⑤ 据笔者统计，世界上至少有50个国家在宪法上规定死刑或使用武器等剥夺生命权的原则性标准，它们是亚洲的塞浦路斯、土耳其、菲律宾、蒙古、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二）在法律上对生命权的限制标准作详细的规定，并且应当以限制国家机关剥夺生命权为立法原则在死刑方面，我们应当通过修改刑法或解释刑法的方式，对刑法第48条关于适用死刑的罪行极其严重作出明确和严格的界定，以适应废除死刑的世界潮流，尽可能减少国家对生命权的剥夺而本文是以研究中国法理学历史的方式，仔细研读前辈们的理论观点，时有扼腕称道之处，也有痛心惋惜之时，所阐发的观点难免有主观、孔见之嫌，但也有置身于局外，再现了一番与历史谋面之后的真实之感。

见前引4张文显等的文章，第2～3页。要从中国社会实践出发，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中，找到二者相互关系契合的合理性。

同样道理，讲道理就得心中明了听众的情况，面对中国人用中国的典故、常识要比引用洋段子效果好得多。但法学领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学者们的学术热情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法学界不正视现实、喜欢宏大话语、言必称希腊的学术风气。

特别是在法学界，由于人们对法律的世俗化要求，学者们长期养成的注释现有法条的习惯，或者奉西方的经典论断为圭臬而不加论证的言说方式，使得独立思考、富有理想色彩的阐释显得弥足珍贵。笔者认为法理学就是一门讲道理的学问，讲道理的关键是要让别人明白，如果以别人智识浅陋为由而不懈理论，也就发挥不了法理学的功能，达不到理论的目的。

具体说就是在整个理论的视野之内，广泛搜罗与自己学科专长有关的所有知识，以夯实自己的理论优势，可称之为坚壁清野。亚洲与太平洋法律协会（简称亚太法协）第12届大会与理事会会议（中国有5人出席，1991年，澳大利亚佩斯市）。表：1992年～1999年法理学界研究的主要问题、主要学术会议议题与政治话语之对比时间 法理学基本问题（个） 政治话语式的问题（个） 比例（%） 主要学术会议议题（个） 与政治话语有关的学术会会议题（个） 比例（%） 主要涉及的政治话语1992 10 2 20 3 0 0 市场经济（体制）1993 12 6 50 5 5 100 市场经济1994 16 7 44 3 2 67 市场经济1995 11 3 27 4 1 25 市场经济1996 16 6 38 9 6 67 依法治国[14]1997 10 6 60 10 3 30 依法治国1998 12 4 33 4 2 50 依法治国1999 7 0 0 3 0 0--------------------------------------------------------------------------------这一阶段的理论亮点反映了法律浪漫主义情怀，本文用法律浪漫主义没有丝毫的贬义，所谓法律浪漫主义主要指这样两种倾向：一是对法律终极价值目标的追求，如对人性的关注、对法精神的人文主义诉求、对法的最终功能是为人的最优化生存服务的阐述等。4.反思——回归（2000年～2004年）这一阶段从法理学界所研究的主要问题和主要学术会议议题来看，有一个特点非常值得关注，就是几乎找不到政治话语，与以前各阶段（特别是与第三阶段）相比，真是泾渭分明。

从表面看，各种研讨会、交流会、学术讲座等络绎不绝，但往往是说者自说自话，听者姑妄听之，因为所研究的领域互不搭界，听者自谦为没有资格评价，因某某是这一领域的专家，至多总结一下、提点自己的看法，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鲜矣。在中国文化主体寻求超越的过程中，西方文化不过是众多参照之一，世界文化的所有成员皆可作为借鉴的对象。

[2]主要参阅了《法学研究》（1995年～2002年）上的5篇《法理学研究述评》。二是想探寻一种新的法理学研究进路。

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拒弃——同情式理解——多元文化中的中国立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知和排斥这已经成为一种国民无意识的反应，但始作俑者是五四时期的知识精英。[8]如关于法律的阶级性、法制如何为改革服务、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的性质和特点问题等。